《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感1600字
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感1600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作者何炳棣是34年入学的老清华，西南联大期间教过学，对于清华那一段时光，作者说是他人生中的"天堂"。那段动荡的时期里，有不少学生投身于爱国运动，也有不少学生仍然孜孜不倦学习，老师敬职敬责教学，弦歌不辍，涌现了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确实，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让我等后辈只有唏嘘的份。
当年入学时也学习过一些相关的校史，"同方派"在我的印象里面一直是反面的派别，是由国民党子弟形成的反对爱国学生团体的。没有想到何竟然是"同方派"的一员。从何的描述来看，他应该还是中坚人物，在36年西安事变后学校的学潮中，何的表现可谓积极，事后是登在《北平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上的记过学生中的头一名。除了认可蒋政府以及反对张、杨兵谏的反政府行为以外，从这本书并不能看到"同方派"更多的政治上的诉求。他们似乎只是要求能够安安静静地学习，因为左派团体的请愿，可能已经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清楚何是否有意不讲述"同方派"的政治目标。毕竟，学潮后梅校长就解散了左、右两个派别；记忆中看到过相关报道说闻一多等学者也在西安事变中反对或者谴责张、杨反对现政府。可以看出，承认并维持蒋政府在当时的知识界还是一股很大力量。作为一个潜心学习的人，可能真的希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作者加入"同方派"也只是一个简单的目的。对于当然左派团体的描述，看到的`也和平常看到的不一样，作者的用词带有一些负面的感情色彩。同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又仔细考证分析了时候左派的记录认为那是事后有组织有预谋的窜改了当时的事实。看一个同方派眼中的那段历史，倒也有意思。
当然，这只是作者求学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整个来说，作者从小开始的家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教育，接受的都是精英教学。何很有天赋，也很努力；何的`老师，也都是些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大家，所以他后来能取得不小的成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有趣的是，何炳棣和黄仁宇的年龄相差无几，何出生于1917年，黄出生于1918年。他们的早期求学经历也差不多，都是理工方面，何先考入山大数学系，一年后考入清华，基本还准备学化学，而黄考入南开大学学的是工程，二人后来都转入了历史。然而在历史学界，他们却是隔了代的，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博士生后期因导师退休换的导师，就是前者的学长杨联升的学生余英时，虽然那时候余也刚刚毕业不久。算上去，后者至少低了一辈半。两本书都共同提到过一些学界的知名人士，如费正清、李约瑟等，前者讲述起来差不多是同辈的口吻，后者以他们"不以我为资浅学者"而感动，后者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前者的著作已经出了不少并成为经典。后者受到被学校解聘的对待，之前也为研究经费、为书籍的出版苦苦奋斗，而前者还未退休就被另一大学提前预约返聘，在退休后的十多年里被全球各机构礼聘讲座，并且保持有多个著名讲座的首位华人讲座教授或者迄今唯一华人教授的记录。两厢一对比，对于人生的风云际会，不仅感慨万千。天赋、机遇、个人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带来的人生之路差异竟然这么大。当然何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古文教育和英语教育，进入山大特别是进入清华之后，得到了很多大师级人物的指点，加上何勤奋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学习研究，所以能在学术上作出比黄大得多的成就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这本书中才第一次了解到了历史研究不仅仅是中外历史事实的了解、积累，也需要经济、制度、哲学等多方面知识的积累。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挖掘课题，特别是重要的、原创性的课题，对于何这样的历史大家来说也是一件费思量的事情。当然，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没有必要像历史从业者那样对历史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不过回过头看自己的工作，常常也为选题而烦恼。现在想想，这样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也就不必妄自菲薄了。
作为清华的前辈，何的勤奋努力自然值得我等学习，他和老一辈的远大志向更值得我等学习。清华九级(1933)的学长对何说："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虽然我做不到，但也要努力。
近年来读过不少传记和回忆录，如果对传主或作者稍有了解，往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倍感亲切，因为所传所忆加深了自己以往的感受;一是恍若隔世，因为所传所忆居然与原有印象完全不符。对其矫揉造作、涂脂抹粉处更觉恶心。有些书结构机巧，文字可读，如果用于写小说散文，或许称得上佳作。但传说和回忆录应属纪实，离开了真实，还有什么意义?海外某女士前些时著书，自称为某人私生女，轰动一时。面对各方质疑，该女言之凿凿，声称完全事实。无奈漏洞百出，以后不得不改口，称之为文学作品，令人嗤鼻。
20年前，我有幸去芝加哥大学向何炳棣先生求教，又蒙先生慨允翻译他的名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前几年他来上海时也有机会谒见，对他的求真学风、率真态度有切身体会。现在读到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印象最深的也还是他的真。
何先生对史学的贡献自不待言，如前面提到的那本名著出版于19 59年，但迄今无人超越。我与同人研究中国人口史粗有成绩，在理论和方法上多以此书为基础。但何先生在“阅世”方面也有其特立独行：他在清华求学时的政治态度，曾被左派列为“反动”。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力投入“保钓(鱼岛)”运动。他于1975——1976年度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是迄今唯一的华裔会长。作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却断绝联系达22年，晚年才重新恢复。对此，他都没有回避，有的还作了相当详细却令人信服的真相说明。就是暂时不想说的，也态度明确，如对有的文章“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所以我应该将此书推荐给史学界以外的读者。
的确，此书中那位在运动场上虎虎生风的健将，在试场和国家抡才大典中所向披靡的才子，在北美学术圈中坚忍卓绝，气壮山河的怪杰，又怎么可能以不动声色、平铺直叙的自述为满足呢?一部循规蹈矩、顺流而下的自传，又怎能容纳得下他那些令人目瞪口呆亦复悠然神往的青少年反叛和战斗往迹，他那众多亲戚、师长、朋友、同窗、学人的记载、事略、评论，还有他本人跨越古今，出入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考古、考据、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术工作综述，以及他对平生每一事件、每一争论，乃至内心种种期待、困扰、得意、豪情的披露、反省和剖析?显然，以何公经历之波澜壮阔，以及二十世纪之复杂多元，变化万端，没有相应笔法和章目结构，是绝不可能将他和他的世界充分描绘出来的。
不过，当然也难说绝不可能。例如，另一位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其内容所牵涉的，其实也同样广泛驳杂，同样包含了叙事、论学、论事、知人论世、感怀等各种不同成分。然而，其体裁、行文却极其简单自然，有如信步庭除，随手拈来，起承转折宛若无痕。这样看来，两者分别似乎只不过是文笔差异——也就是钱先生沿袭了传统文风，何公则更受现代学风影响。不过，从文笔差异亦往往可以窥见更深层、更基本的分歧。在钱的自传中，一切故事、议论、感慨无不以宾四先生本人为主体，也就是事事从他记忆浮现，从他眼中看见，从他胸臆抒发出来。凭借此主体，全书的千头万绪遂得以融会贯通为一。所以，这部自传的精神在于书题中那两个“忆”字：既为追忆，则无论所涉题材若何，其观点必然统一于“我”，其行文亦自较为畅顺。
《读史阅世六十年》则不然。在“序言”中何公强调，要把一生“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还要有“严肃的自我检讨”，以期其“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因此本书不以个人经历和感受为限，还着意包括背景的铺陈、事件的分析、学术观点的论述，乃至来往书信、学术评骘报告、各种出版及档案文献，以及种种原始数据，例如考试分数、试题和课程编排的记录，等等。显然，何公并不以主观回忆为满足(虽然这也是书中重要部分)，而还要以一位史学家的客观精神来探究、分析、论证其本人以及其师友的历史，并且更要为此论证而提供第一手材料。这客观性的追求无疑导致了，也决定了本书的自述、历史、史料这三层立体结构，以及其驳杂的编撰体例。就作者意图而言，本书重点并不完全在主观的“我”，而毋宁更在客观的，身外的“事”——也许，更应该说，是在通过反省、论证和数据编排而客观化的“我”。
不过，“历史的客观”是个相当吊诡、滑溜的观念。柯林武德所谓“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虽然过分，但个人的思想、感受、判断则肯定不能够排除在历史以外。例如，即使是主观回忆如钱先生的自传，无疑也是客观历史的重要部分，也同样具有客观史料价值。但这样一来，《读史阅世六十年》三层立体结构的独特意义又何在呢?说得更直接和冒渎一点，此书所详细论证并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许多事件，其茕茕大者如1936年底先生与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冲突，其开展北美学术生涯之初所遭遇的数度挫折，以及其扛鼎之作《东方的摇篮》在学界所引起的恩恩怨怨与明争暗斗，都莫不与先生个人有重大直接利害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书中论证是否不偏不倚，所提供的数据是否完整而没有选择性，原则上就都必须重新接受全面检查和质疑。换而言之，原则上“自我客观化”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本书虽然力求客观详尽，恐怕也无法达到“无我”之境，也难以就此被全盘接受为历史真实。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在客观世界的法庭上，这些论证、资料虽然不等同于定谳之词，却无疑构成了一份完整和坚强有力的申辩书，欲加否认，就必须提出旗鼓相当的反证。何公此传的特殊意义，主要当在于此。
传如是，何公本人亦何独不然?当然，人如其传，传亦当如其人，一本真正的自传，不但在其内涵，更应该在其风格、结构充分反映传主本色。在这点上，风格南辕北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能将传主迥然相异的精神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而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禀赋相异以外，恐怕更是其背后不同文化与时代的反映吧?
中国传统文化所着重和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亦即“其所异不胜所同”;其所最感痛心忧虑的，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此和谐与大同理想的背后，自然还有一个长达三千年之久，逐步趋向于融合、一元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而毫无疑问，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无锡七房桥世界中成长的钱先生，正就是这大传统所孕育出来最自觉、最纯粹、最有代表性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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