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交，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异常。“天崩地解”的时代造就了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三位思想界新人，时称“清初学界三先生”。他们跨明清两朝，都有相同的抗清经历，都有怀疑封建专制制度的启蒙思想。他们的哲学成就主要在于把传统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推上新的高度。尤其是王夫之，以深刻而完备的理论思维，代表申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
黄、顾、王三人从理学营垒里杀出来，故能从本体论高度给理学以致命的批判，确立物质性的气为世界第一原理的宇宙观。黄宗羲的特点是把心学往泛神论方向推进，主张“心即气”；顾炎武认为“气之所盛者为神”，精神产生于物质（气）。王夫之则进一步从哲学高度对气进行抽象，完成了理气之辩的总结，趋近了“物质一般”的科学原理。王夫之利用
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多方面论证气为世界的惟一实体，只有形态变化，不能生灭。气与理的关系是“理在气中”、“理依于气”，既批判了佛、老的宇宙本体虚无说，又否定了“理在气先”、“心即理”的宋明理学观点。王夫之还对传统哲学范畴“道器”进行唯物主义解释，否定理学“道在器外”、“道在器先”说，指出道器关系是物质实体的一般规律与各式各样具体事物的关系，“天下惟器”，“道在器中”。
王夫之辩证地总结了有无（动静）之辩，认为宇宙万物运动在于既矛盾又统一的阴阳二气“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辩证统一：“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不含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万物既相互对立，义相互包含转化，遵循着“推移吐纳”、“变化日新”的普遍规律发展。
心物（知行）关系长期被佛学、理学倒置。王夫之在唯物论基础上，总结出形（感官功能）、神（心的思维）、物（客观对象）是认识发生的必备条件。植物、致知只是两种既区别又联系的认识方法，前者是感性认识阶段，后者为抽象思维、揭示本质的理性认识阶段。据此，王夫之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并进而有功”来总结知行之辩。彻底否定了程、朱知先行后，陆、王知行合一及佛教、道教徒鼓吹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存天理，灭人欲”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成为黄、顾、王抨击的焦点。“天理寓于人欲”，饮食男女的物质欲望是正当的。这些石破天惊的言论唤醒人们起而冲决宿命论和禁欲主义的封建人性网罗。
对历史哲学、政治哲学，黄、顾、主多有精辟的见解。最突出的是他们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启蒙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暴君和封建制度作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抨击，“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有人根据《明夷待访录》曾提出“民主”、“人权”的事实，称赞该书是一部类似资产阶级人权宣言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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